曾凡顺/文

      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一经曝光，举世哗然。在舆论的讨伐中，大部分没有科学理论基础的受众的担忧更多基于“不确定性”，尤其是对基因编辑产生后果的不确定。这一科学试验会对婴儿今后是否健康不确定，对婴儿将来生子后遗传因素对人类基因库产生的影响不确定，对未来人类创设的可塑性不确定……这些势必会让社会大众产生恐慌。这就突显出一个重大问题，就是对“掌控”人类命运的科学家的约束能力与效用。这种约束除了科学伦理道德的审核，还要有科学领域的立法去设置篱笆与屏障。

      然而，在某种意义上，对科学活动的立法，也是基于是否符合科学伦理要求的基础之上的。既然如此，科学伦理应该内化成为科学家的思维意识与行为规范，在这点上就需要科学家有一个正确的认知。再者，即便有严苛的立法，也会因利益的驱动，导致趋利者绞尽脑汁的在执法、司法等环节上铤而走险、“上天入地”。由此可见，源头关就在于科学家是否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和价值体系。

      整个人类社会纷纷扰扰，问题层出不穷，究其根本，在于是否拥有一个正确的认知。也即我们所说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。教育国民建构和形成一个正确而稳固的认知，也应该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和重要一环。其中当然包括科学家，而且关键也在于科学家。科学家、思想家、政治家，这些中流砥柱的认知水平和思考能力，决定了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思维高度和发展方向。“中也养不中，才也养不才”，他们有能力发现规律、把握规律，从而推动和改变这个世界向着更加圆满的方向前进。如果他们的认知产生了偏差，被金钱、名誉、声望、地位、权势等现实的东西给异化，或者坚持、固着、甚至偏执的自认为“正义”、“正确”，被错误的认知“带跑偏”，其影响则更为深远，以致难以收拾。

      就像此次基因编辑婴儿的“主谋”贺建奎副教授，始终认为自己科学试验的“正确性”，就很有可能带给全人类更为尴尬和棘手的后果。而这，仅仅是生物科学领域一名科学家坚持自我认知下带来的一个个案。这会否形成不好的示范，让其他科学家也“弯道超车”、“应急道加速”？会否产生“多米诺骨牌效应”？会否是“煽动风暴的蝴蝶”？

      科学试验是为人类造福而探索真理的科学实践活动，科学家探索宇宙奥秘、世界规律，寻求人类社会问题解决之道，首先应探寻正确的认知。在科学攻关时勇闯科学“禁区”，但不能为了科学试验的成功而踏入人类伦理道德、公序良俗的“禁区”。

      那么，到底怎样的认知才是正确的呢？领先于世人的科学家也有如伽利略那般被无辜审判的。因此，科学家的认知也不能以大众共同坚守的认知作为是否正确的标准。但，在特殊性上产生效益，而可能对全人类造成普遍性的不确定危险后果的科学试验，显然不是正确的认知。科学伦理委员会在审核科学试验的过程中，也因其科学性、权威性而应该具备对科学家加强正确认知教育和引导的重要职能。这样才能让科学家“心服口服”的、自觉的在科学伦理道德、科学规范和科学活动相关法律法规框架下开展研究与探索。